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德国和中国都难以幸免。一时间“大难当头”的报道铺天盖地，人心慌乱。为此，“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德国银行和证券学权威之一的巴伐利亚金融中心主席沃尔夫冈・盖尔克教授。
盖尔克教授认为，德国没有义务替他国解决问题，各国应首先自扫门前雪，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讨论帮助他国的问题。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多是输家和受害者；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明智地意识到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并分享成果。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和美国等纷纷出台急救措施，但摆脱金融危机需要时间，资金，经济力，也会使一些人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实体经济也受到波及。盖尔克教授认为，我们遇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但媒体的报道和某些股票交易商的反应未免过于夸张。实体经济的确受到波及，但不能因此断言将导致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的严重性与媒体的报道存有差距。当某种感知被传播开来后，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呼吁人们谨慎行事。
人们应三思而后行，千万不得莽撞行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德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出口强劲，德国制造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当然我们也能感受到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有所下调。但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有自己的周期，德国的经济现状好于欧洲许多其他国家，德国的价格结构也相对合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协调彼此间的合作，但德国联邦政府则更看好各自为阵的战略。盖尔克教授以为，各国间应协调彼此间的立场，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采取同样的做法，而是应在各国采取措施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德国联邦政府不认为有义务替其他国家解决问题。各国应首先自扫门前雪，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讨论帮助他国的问题。
盖尔克教授认为，银行出了问题的国家应自行解决问题。在必要情况下，再谈合作事宜，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至于无论哪国银行陷于困境，国家都得扮演大救星的角色，就如同英国一样，为陷于困境的企业比如HRE银行等注资，使其国有化，便于日后在市场上寻求买主。
盖尔克教授说，国民必须享有更好地受到保护的前景。但现在的局面是，银行高管犯错，普通百姓遭殃；但这样的事情绝不应再度发生，还要让银行高管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经济责任。对美国金融危机来说，承担责任的首先是美国总统布什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他们共同为伊拉克战争出资，他们俩人有意使美元保持疲软，迫使产油国提高产油量。在经济繁荣阶段，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故意调低利率，鼓励人们贷款，告诉人们，存钱毫无意义，造成了通货膨胀，促进次贷业务的繁荣兴旺。所以布什和格林斯潘应承担最大的责任。但鉴于中国以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也间接参与其中。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拥有总值1808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之首；其中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的储备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辩论，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认为贪婪的资本主义大势已去，并且应为美国和金融市场注入社会主义元素。盖尔克认为，如果某种社会体系不符合百姓的利益，那么它就无法长久地保持下去。现在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它正面临考验，很有可能会发生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关键在于，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并希望不要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再出现极端的政治派别和理念。
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也受到波及，并且中国受到的冲击超出了它的预计范围。美联储的政策导致美国对中国负债贬值，对中国非常不利，就好比企业向银行借钱，之后说我无法偿还，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笔亏本生意。另外，中国向美国和欧洲大量出口自己的产品，一旦这两个市场出现萧条，中国自然会受到影响。好在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快速，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扩大内需，开辟国内市场是中国减轻受危机影响程度的关键所在。
盖尔克教授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在开放的过程中，原本想借鉴欧美模式，但现在已有人提出了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结束的论点。中国应从中汲取教训，使自己的金融机构受到更好的监控；从而避免使自己的实体经济因银行家的投机政策受到影响。在自由经济世界里，中国需要能接受自己出口产品的市场，从而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发展。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视为中国的百年不遇的机遇，认为现在是中国对美国市场进行大量投资的最佳时机。对此，盖尔克教授表示，多年来的经验证实，美国称雄世界的格局将逐渐结束，新兴工业国家凭借其高经济增长率将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其中不仅包括中国，还有印度，巴西等。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发展走势。
然而，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明智地意识到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分享成果的重要性；俄罗斯则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但盖尔克教授认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多是输家和受害者，赢家凤毛麟角。只有那些在危机时刻，在金融市场上较为保守的投资商和机构，相对来说算是赢家。他们收购了其他银行，这有利于未来业务的运转。
沃尔夫冈・盖尔克是德国银行和证券学权威之一，曾长年在大学执教，著有多本专业图书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盖尔克交易所专业词典。作为银行和证券学专家，他广为人知。
目前，中国经济正同时面对国内、国外两个战场。一个战场要应对世界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另一个战场是国内经济放缓同保持经济增速的艰难突击。故此，政府冀望九亿农民在中国经济遭遇险境之时引领中国“突围”，即内需的启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靠农民兄弟帮忙。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随著农村土地的流转，土地成为农民的财产，一下就可以增加许多收入；此外，全会还提出将会发展农村金融，以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这些措施综合到一起，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这，就被视为中国政府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并分享成果的明智举措。
其实，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过的几次经济危机冲击的历程：每当出口不足，工业开工不足，资金流动大幅减少的时候，北京决策部门总是想到要“启动内需”，而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又总是农民，但策略往往是战术性，而非战略性、历史性的。因此，一旦经济好转，政策、资金、智慧、魄力等等又集中到城市、集中到国企，以及创汇迅速的“外需”上。由此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而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很难得到反哺，参与“分红”。形成了城乡之间、沿海与中西部之间巨大的财富落差，从而也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音色。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等，把建设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就不难看出政府“重民利”的政策倾向。这不仅印证西方学者对“扩大内需、开辟国内市场是中国减轻受危机影响程度”的关键评判，更是“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明智地意识到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分享成果”有力证明。然而，在笔者看来，让九亿农民真正搭载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车，意义不仅在于减轻受危机影响程度、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并分享成果，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从此将在民主政治、人权平等、市场经济三位一体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至于盖尔克教授的“德国没有义务替他国解决问题，各国应首先自扫门前雪，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讨论帮助他国的问题”观点，中国官员也认为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而且自信满满地说：中国金融系统稳健。
根据美国BBC报道，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的中国官员批评发达国家“金融纪律松散”，并促请IMF做好监察角色。
10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钢在IMF会议上发表声明说，发行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应该承担责任，设法减少当前金融危机多其他国家造成的冲击。
易钢批评，在现存的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缺乏有效的监察渠道，加上这些国家本身的金融政策纪律松散，造成环球流动性过剩，并存在毫无规律的资金流向；这导致其他国家难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刺激增长，同时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易钢敦促IMF从当前的危机吸取教训，采取正确措施，加强对发达国家的监察，切实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并参与和帮助有关国家制订危机救助方案，尽快平息危机。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也说，国际金融体系正颠簸于“全面崩溃的边缘”，而富裕国家目前为止未能成功恢复市场信心。
易钢则声明说，随着中国内外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宏观调控效果逐步显现，通胀压力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汇率水平更趋合理。在当前金融风暴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忧虑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易钢强调，中国的金融系统是稳健和安全的；中国对未来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充满信心。
与某些中国经济学家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视为中国的百年不遇的机遇，“现在是中国对美国市场进行大量投资的最佳时机”的论调相比较，易钢的声明似乎比较中肯，也比较清醒。这，让笔者心中悬起的巨石落了地。
但是，盖尔克教授“国民必须享有更好地受到保护的前景”、“银行高管犯错，普通百姓遭殃；但这样的事情绝不应再度发生，还要让银行高管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经济责任”的言论，却仍旧象洪钟一样回响在笔者的耳边……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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