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2 年第11期《炎黄春秋》，作者晏乐斌，原题为《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文革中惨绝人寰的武斗场面
原题：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 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 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 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 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 “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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