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弹指过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林及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大都从青年迈向中老年，多数人已经退休。本文摘自第21期山东《翘楚》财经版，2013年4月20日出版，原题为《林彪“四大金刚”后人往事今昔》。
1970年在长城合影。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叶群、胡敏
“四大金刚”出回忆录
近年来，诸多中共前领导人纷纷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其中，被称为林彪集团“四大金刚”的昔日解放军高级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其去世前后出版的回忆录引人注目。这些回忆录包括黄永胜的《军人永胜》、吴法宪的《岁月艰难》、李作鹏的《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的《邱会作回忆录》，如果加上邱会作儿子邱承光《心灵的对话》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林彪》等，它们都曾登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风骚一时。
虽说这些当事人的回忆都是一面之词，但却可以把另一侧面的文革真相表现得多维、复杂。
在“成王败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失败者一向被剥夺说话的权利。然而，看看失败者怎么说，也是历史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李作鹏回忆录》中写道：中共九大后，林彪的“四大金刚”一起进入政治局，林彪集团盛极一时。周恩来就将他们四人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讲“中央政治”。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邱会作写道：“我们听了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然而，他们笑得太早了，未能深深体味周的指点，以为林彪比江青更得毛泽东的信任，结果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多年之后，邱会作感慨说：“直到九一三之后，我才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处好。”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迅速疏远邱会作。当周恩来亲自宣布将邱会作等人隔离审查之时，邱会作再一次像37年前（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因保密工作，邱会作差点被枪毙，周恩来救了他）那样死死盯着周恩来的眼睛，希望从周那里得到宽宥的表示。但是，周恩来毫无表情，不作回应。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可惜没过几天，邱的妻子、孩子、亲属、司机、秘书、警卫员全被抓起来。
邱会作的老母亲是1928年的苏区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疯癫病人，来北京治病。“九一三”以后，取消护理，不准家属探视，停医、停药、停食，活活饿死在小屋中。周恩来说：“邱会作母亲是红军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
黄春光回忆九一三
四十年弹指过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林及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大都从青年迈向中老年，多数人已经退休。
黄永胜与妻子生有四子，黄春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们都在部队，时至如今，黄家四子都陆续下海经商。长子黄春光197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很红火。黄永胜的老二和老四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老三黄春耀后改名黄正，此人正是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军人永胜》一书的作者。
黄春光曾经回忆过他经历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秘书的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是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
我在亚疗被关了两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八十六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物件，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二五六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
八十六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四张床，中间有会议桌，他们四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里。关在那里的还有四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时为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自父亲1982年去世以后，我就想离开青岛，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写信，解决我回京的问题。我之所以给赵写信，一方面是因为赵和我父亲在广州时熟悉；另一方面，因为陶斯亮（陶铸的女儿）能帮我，亮亮的母亲曾志（曾任中组部副部长）跟赵紫阳更熟悉。我让陶斯亮帮我转信，没过两天，陶斯亮就告诉我：“赵紫阳批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1983年，黄永胜病逝于青岛。1993年4月26日，他们把父亲黄永胜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安放。2004年12月，兄弟四人正式为父亲下葬。
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
由于吴法宪认罪态度很好，加上考虑他过去有战功，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于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吴法宪被判刑的七个月做出了对吴法宪“保外就医”的决定。1981年8月，公安部派一位副部长到秦城监狱，向吴法宪宣布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同时告诉吴法宪，中央决定把他安置在山东济南居住，可以带一至二名子女与他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吴法宪和他妻子陈绥圻的感情非常好，被隔离后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听说马上要出狱了，他高兴得一连几晚都没有睡好觉，急切盼望早一点见到妻子和孩子。
1981年8月下旬，吴法宪出狱，和自己的妻子、子女团聚。他一家被安排到济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区一座居民楼里，住的是两居室，生活设施齐备，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费，还经常派医生定期为他检查身体，稍有不舒服，马上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后来，组织上又让他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楼中居住。在这附近住的，大都是山东省退下来的高级干部，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吴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由他的一个女儿照顾。吴法宪开始过平静而又无忧无虑的平民生活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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