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根据毛的意见起草，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修改了刘少奇1964年12月28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由原来的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三条，去掉了原稿中“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直接通向“文革”的新观点，还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四清”运动始于大跃进之后大饥荒。1960年代初，刘少奇亲自下乡调查数十天，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极感震惊。基于责任和良知，他在党的会议上痛陈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指出“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刘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一面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从极左政策上退下来，调整经济政策，与民休息，挽狂澜于既倒；一面调整社会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为数百万“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平反，承认彭德怀写信提意见这一行动本身的正确性，还着手大批“甄别”右派分子“。随着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刘的个人威望和号召力也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威望却因大饥荒而明显受损，以至于延安时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59页。）应当说，毛是同意调整政策的，也参与了救灾救荒工作，偶尔还有“人祸”的说法，也突破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习惯性说法。（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0、1111页。）
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在对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的判断上，毛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不同。毛只承认“没有经验”而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有什么错，他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加 “苏修逼债”。有时他把大饥荒说成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如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复辟。对政权被敌人篡夺的，要进行夺权斗争。”（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有时又把“浮夸风”归咎于曾经反对“浮夸风”的彭德怀。如在1961年3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应该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134页。）如此等等，总之灾难与大跃进无关，与毛主席的决策无关，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纠左政策是“右”了。
还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就已经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实际否定中“看出问题”并对之产生警觉。此后，中央一线的纠左实践，特别是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进一步认为党内不少人已“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资本主义正在猖狂进攻，党内正在产生修正主义。
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毛以反右代替纠“左”，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大讲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农村以“四清”为主，城市以五反为主。
刘当然也有阶级斗争的兴趣，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问题。薄一波回忆：“……有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和9月26日在全会讲话中都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到去对付阶级斗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页。）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党的一贯理念。 “四清”既已发动，刘也就因势利导，顺着毛的理路而作了更激越的演绎和实践，并迅速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1964年把自己积累的威望和权力发挥到顶点。这一年，刘不但带着夫人到处演讲“桃园经验”，而且不同意团结95%以上干部（这是毛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的规定。在1964年8月1日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又说“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毛所发明和倡导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搞‘四清’，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能把情况搞清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5页。）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现代史专家李新回忆，刘在这次会上的姿态和语言也特别张扬：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刘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如此 “号令天下”岂是一个二把手所为？李新当时就感到：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他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 页。）
军官们如此不满，毛更有理由不安，他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当李雪峰、陶鲁笳等华北大员于8月20日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毛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两份文件。问题是，当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他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这些大跃进的干将、也是毛的爱将都支持刘的主张，李雪峰亦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8月30日，毛明明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也明明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但与会者仍然同意刘的部署，将两份文件下发。“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6-1157页。）
这就是刘少奇在1964年的权势和威望。毛由此相信，自己的话已不管用了，刘少奇有“取而代之”的动机和能力。联系到一段时期以来自己“大权旁落”、两个主席像并列、全党开始学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现状，毛决定反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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