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访民拿政府40万仍上访 被判敲诈获刑11年(图)

　　制度之困

　　公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陆2014年因上访而引发的“敲诈勒索”案件超过百件。

　　2005 年5月1日实施的《信访条例》与1995年颁布实施的老《信访条例》相比，新《条例》着意于解决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等难题。该《条例》既要求信访人依法依规信访，又对负责信访工作的政府部门提出要求：造成信访严重后果的要被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实际上，地方政府感受到的信访压力空前。

　　与此同时，信访排名制度也同步建立起来。国家信访部门每月对县级及以下政府辖区居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升迁直接挂钩。该制度制定的初衷，无疑是敦促地方政府解决民生问题，消弭基层矛盾，但实际上，这项隐而不彰的制度逐渐流传到民间，访民们获悉地方政府软肋后，反而更多的越级、乃至进京上访。地方政府截访压力加大，应对访民的方式也多种多样。2013年末爆出的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案，即是地方政府为了抹掉信访数据行贿信访官员的典型案例。而侯林仙不断到北京上访，又从村主任手中拿钱与房，也正是地方政府在信访排名高压下的畸形现实。

　　侯林仙案代理律师、山西融正律师事务所张天虹、郭新征认为，侯林仙被控敲诈勒索，根源在于错误的上访制度设计。上级政府机关为了维稳需要，将维稳压力向下级政府机关传导，如果下级政府辖区上访指标超标，辖区政府领导的政绩考核将受影响，轻则降级，重则免职。在这种制度重压下，下级政府部门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不惜通过花钱让上访人放弃上访权利。如果没有该种制度设计，政府就没有动力向上访人付费，侯林仙式的人也无从产生。

　　2014年5月，随着《国家信访局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的实施，地方政府政绩与信访排名挂钩的制度即已终结。国家信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办法》实施一年来，进京上访人次骤降36%。

　　但以往产生的上访，尤其地方政府指控访民敲诈案又该如何审视?

　　侯林仙式的案件是否够得上敲诈勒索，实际上，全国各地法院的判例并无统一标准。部分法院也认为，判访民敲诈勒索罪不妥，于是退而求其次，改判访民寻衅滋事罪。

　　类似的行为，不同的判决，让法律在执行层面上遭遇尴尬。一位山西法院系统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山西省政法委曾公布过10个访民被判敲诈政府的判例，要求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但该人士认为：“这种判例指导意义有限，各法院在执行中疑惑还是挺多的。”

　　2015年12月17日，一份江苏高院的判决书在网络掀起舆论热潮。判决书显示，江苏射阳县一农民李某因不满征地补偿，曾频频上访并施压当地政府，2005年，当地政府向其支付10万“上访费”，随后，李某被判敲诈勒索罪获刑3年。李某不服，一直上诉。江苏高院的再审判决书称，信访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被考核指标，李某等人的上访固然给地方政府造成了信访的压力，但依据我国《信访条例》及宪法的相关规定，信访权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最终，江苏高院改判李某无罪。

　　这一判决书的公布是否释放了类似案例的改判风向，尚不得而知。

　　2015年12月28日，侯林仙案在万柏林区法院一审重审。作为报案人、受害人的冯福虎仍未出现在法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