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叛逆，不服管教，家人只希望长大后我别进监狱
1988年中秋节，我出生在祖国的大西北。妈妈孕期三次B超都是妇产科的好朋友做的，坑爹的是说好的儿子在出生时翻盘变成了女儿。 没了儿子的妈妈哭了三天，她的失落和失望积淀了我在“虎妈”阴影下成长的童年。跟所有八零后一样我光荣的加入了浩荡的“独生子女”大队。在那个没有IPAD，网络的年代，孩子们所有的美好回忆都发生在那个普通的单位大院里。
由于天性叛逆，调皮多动，从会走路开始就到处给家人惹麻烦。几乎每天都有大人，小孩守在大门口等我爸妈下班回来告状，四岁那年因为邻居老太太踢了我的狗，我拿了菜刀就冲上去要砍她。为了让我少惹祸，三岁开始就送我学钢琴，学体操，参加各种兴趣小组，妈妈更是把我当儿子养，整天都叫我“儿子”还给我取了个英文名“Peter”。
时间飞逝，在中国上完了小学，步入了初中。我还是保持着平均三天挨一次我妈打的稳定节奏，如果连着四天都没被扁那日子何止是提心吊胆。关于学习成绩我一直保持中游，在出国前可以说没努力过，方针很简单，妈不打万岁，多一分浪费。
从小学开始我就知道有一天要出国，但那时候信息相对封闭。脑海里也没有太多的向往。2001年某天下课回家我妈说面试期排到了，年底就要去广州签证了。除了愤怒，更多的是不舍。那时的我在学校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班干部，好人缘，有个性，还认了很多干哥哥干姐姐关照我。谁他妈的想出国?我下了课偶尔去网吧看别人打半条，用黑白QQ加个网友随便聊聊，日子不亦乐乎。
走出国门，美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
最终，扭不过父母，2002年3月初我和表哥离开了家。一直假装坚强的我在机场过了安检后趴在哥哥腿上大哭了起来。还好，我还有哥哥。那时的家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来到美国后不要变成“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宁宁。来美前我们去了趟香港，那里的人并不是很喜欢说普通话的我们。
2002年3月6日，爸爸四十七岁生日当天，我到了美国芝加哥，在机场我第一次吃了Pizza，那时候家乡最洋气的就只是德克士。因为不会吃，我和哥哥拿着叉子边吃边骂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当天晚上我们转机到达了波士顿，一个后来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来的第一个晚上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房间卧室的墙上贴满了荧光星星贴纸，我却不自禁的留着眼泪睡着了。
来了不到几天我就去了教育局登记入学，那时候没有什么留学中介。看我不会英文就直接把我分到了一个很差的学校里，哥哥在附近的另一所高中。第一天上学就让我感觉非常不好，好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孩子，由于无法沟通我成了大家的笑柄和欺负的对象。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耻笑我，欺负我。最难过的莫过于吃饭和坐校巴。每天的早饭和午饭我都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只希望自己能吃快点，希望自己别被注意到，希望盘子的鸡块别被老黑抢，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还会跑去厕所吃。迄今为止，我还是非常不喜欢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吃饭，那种阴影挥之不去。比起吃饭，坐校巴更如噩梦一般，调皮的孩子们会打我，推搡我。我下校巴的地方有一个教堂，门口是圣母的雕塑。每天从校巴下来时心里都很抑郁，没有信仰的我不知不觉开始对着圣母祷告，可否结束我的孤独，可否让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若干年后，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日子昏昏沉沉的过着，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黑人小孩在校巴上拿火机烧一个亚裔姑娘的长发。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校巴。我在学校的不开心从没给家人说过，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想回中国。不知前因后果的家人肯定不会答应，还责怪我的不懂事。从开始不坐校巴后我开心了很多，虽然要每天逃票坐地铁但是我却逃离了坏孩子的魔掌。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想回国。所以我决定偷偷打工赚钱买机票。
十三岁有了第一份工作，中餐馆打杂洗碗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Newton Noodle House中国餐馆在找洗碗part time的贴子，就打了电话过去询问。老板让我见工，13岁的我就穿着老气的衣服假扮老成的去了。我刻意的油腔滑调显然和稚嫩的眼神不搭调。老板问我多大，我告诉他18，他要看证件，我没有把口袋的绿卡拿出来。我骗老板说我是偷渡来的没有身份，因此我也愿意拿很低的薪水。老板看我还算机灵就勉强要了我试工，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每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晚上11点，职责包括洗碗，洗菜，洗厕所，拖地，倒垃圾。薪水是一天30块美金。 那时的我顾不上多想，一心想赚钱离开美国。我认为只要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中国，他们就不会在送我回美国，我就还能过回那种大姐大的生活。就这样我每周末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上班，下班时往往累的挺不起腰。带着超大的围裙洗碗，经常还会一身湿。对比洗厕所，切菜更让我惧怕。切的慢老板会骂。就这样我坚持了4个月差不多存了一半的机票钱。我跟家里的借口是我每周末找同学补习英文，可最终还是被我爸爸发现了。餐馆自然也就不能在去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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