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最终还是离开了。在地震前几天，兄妹几个都才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给妈妈过生日，一夜之间，一大家人，没了四口。
董惠娟想扒出废墟下面的父母，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守着。到了晚上，废墟下的叫喊声、呻吟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她的耳边萦绕。
董惠娟回忆，事后多年，那种代表着疼痛和悲伤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耳边。“很凄凉”。
父母被挖出时，已经是震后的第三天。装遗体的卡车快开走时，董惠娟问解放军，要拉到哪里去。对方回，很远很远。
后来，她打听到，当时的遇难者都被拉到了南湖附近掩埋。但之后的很多年，她一直找，一直找，也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
“没有一个可以悼念他们的地方。”7月14日下午，董惠娟声音颤抖，拭了拭眼角的泪水，“这是最残酷的事情。”
遗憾最终积聚成心病。每到7月28日，那些画面、场景、声音、味道立刻涌上来，悲恸，焦虑，好几天都提不起精神。
创伤
父母离开之后，再小的事情，也会在瞬间把姐妹四人击败。
1976年的一个冬夜，姐妹四个住在简易棚里。气温零下十几度，北风呼呼地往棚子里灌。
姐妹四个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谁冒出一句，真羡慕邻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毡，不漏风。“我们可怎么办?要是爸妈在就好了。”
话音刚落，姐妹四个互相对视了两三秒，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抱头痛哭。
董惠娟回忆，在震后的一两年里，这种歇斯底里会在任何不经意的时刻出现——家里的一座古典钟被挖了出来，姐姐立刻夺过来，喊着，人都死了，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搬起来，便扔了出去;在董惠娟当时任教学校的教研室里，只要有一个老师嚎啕大哭，周围的同事都会跟上，几分钟后，整个办公室就被哭泣声淹没。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一天晚上，正在宿舍睡觉，楼上传来了“轰轰轰”的声音。她和室友惊醒，当年地震时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重现。跳下床，撒腿就跑，一路狂奔到操场，才知道，原来是楼上的同学，起夜时不小心碰到了铅球，6公斤重的铅球一滚，形成类似地震的声音。
第二天上课，不少同学胳膊擦伤、下巴碰破皮，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唐山人。晚上听到声音，慌了神，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董惠娟逐渐意识到，时间并不能抚平地震带来的阴影。“我很心痛，为什么隔了几年，我们还是处于警觉和惊恐的状态。”
暑假回到家，大姐总是提醒，7月28日快到了，要给父母烧纸了。在董惠娟的记忆里，每年的那一天，总是弥漫着烟雾。在唐山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人烧纸，黑色的纸灰漫天都是，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悲伤的氛围里。
董惠娟还发现，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包括她自己，在7月28日前后，都会感觉情绪低落，持续一个礼拜左右才会好转。极度悲伤时，姐妹们还会抱怨，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是去找爸爸妈妈吧。
类似的情绪会在两个节日重现：清明节，农历十月一日——中国民间祭奠先亡之人的寒衣节。
董家对面的一个邻居，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后的一两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笑。有人和他说话，他只会重复两句“好好活着”、“我不悲伤”。
董惠娟那会儿总是反复咂巴他那句“好好活着”。但没几年，男人就过世了。
为什么唐山有这么多的创伤?董惠娟很困惑。她想通过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
病人
和董惠娟一样困惑的，还有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十几位医生。
医生于振剑至今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接触到的一个病例。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到了陌生场所，如果发现门窗不能打开，就会非常恐慌。她无法正常乘坐封闭的电梯、轿车、煤矿上通勤的绿皮火车。
追溯原因，于振剑发现，大地震时，她十来岁，被埋了几个小时，黑暗中，窒息的感觉非常强烈。被救后，这种恐惧被压抑了，十年后，出差遇到类似的场景，心理创伤再次被激发。
时任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张本也遇到不少类似的病例，亲人在地震中丧生后，不少幸存者在十多年里连续出现无法正常入睡、做噩梦、易伤感、对人生失去兴趣、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状况。
医生们发现，这些具有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人，大都经历过唐山大地震。
1995年开始，张本带着于振剑等十几位医生，针对地震对孤儿、丧偶再婚者、截瘫患者、一般受难者等不同群体开展了研究，历时十年。
数据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地震的亲历者们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远高于正常人群。在地震中承受的心理创伤程度越高，二十年后，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越低。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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