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孤儿40年:专注心理学治疗别人也治疗自己

　　同一时期，董惠娟已经读完应用心理学的硕士课程。她开始分析自己。

　　2000年前后，买房的压力和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董惠娟觉得要被压垮了。那段时间，她总做梦：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处向她招手，她跟在妈妈后面，沿着漆黑的地下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接着，妈妈就消失了。

　　后来，在博士论文进展不顺利、被家庭琐事缠身时，她总会做这样的梦，有时是地震前一家人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有时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

　　她分析，每当精神脆弱时，就会出现梦魇和闪回。而创伤的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学习时，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家里有没有人受伤。“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董惠娟说。

　　事后她知道，在心理学上，这叫“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

　　她尝试自我调节。每天早上，跑到广场上跳集体健身操。“大家伴随音乐一起跳起来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得了风湿，跳不动了，就去逛商场，只看不买。现在，她几乎能认全商场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董惠娟正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二。她和同伴们赶去心理援助时，又看到了一具具泡得发胀、发白的尸体，到处都是灾民，表情恐慌。

　　她发现，灾难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她终于拿到博士学位。所攻读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灾害心理学。

　　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她写道：“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张本等在内的学者一直都觉得，1976年，由于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唐山病人。

　　这是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队员之一。5月15日，抵达绵竹。她回忆，满眼都是受伤的灾民、救援的部队，这和1976年的唐山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不适。运送物资的车辆在路上排着长龙，这让她觉得，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早已不是唐山地震时的状态了。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救人!”她想，当年，唐山人没有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汶川人不能再有了。

　　同一批参加心理救援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杨绍清发现，作为唐山地震的亲历者，在汶川做心理援助，很有优势。“亲历者的说法，会让他们的恐惧消除很多。”

　　杨绍清记得，很多心理救援的队员，都是揭唐山地震的伤疤去治疗汶川地震的创伤。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看到父母双亡的孩子，她总会下意识地说“我也是地震孤儿”。一句话，瞬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让董惠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截肢的17岁花季少女。董惠娟是在一个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帐篷里发现她的。女孩已经21天没有走出帐篷了。

　　董惠娟走上去，刚想把手放在女孩的右腿上，突然发现，穿着白色裤子的右腿空荡荡的。寒暄后，女孩哭着强调，她再也穿不了裙子了。

　　经过几十分钟的心理干预，女孩走出了帐篷。

　　那是中午，阳光炙热。董惠娟站在女孩对面一米远的地方。但女孩拖着一条腿往前跳，几次摔倒，又几次爬起来。董惠娟站在对面，心绞着痛，跟女孩说，加油，加油。

　　最终，女孩蹦跳着扑到董惠娟怀里。女孩哭着说：“阿姨，是你又让我活了过来。”

　　董惠娟一直和女孩保持着联系。如今，女孩装上了假肢，恢复了正常生活，还在一家酒店当上了经理。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的心理状况。数据显示，在最开始的几年，孩子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她觉得很欣慰。汶川地震，可以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应用和推广。后来，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

　　她希望，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出现灾害时，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帮助更多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