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孤儿40年:专注心理学治疗别人也治疗自己

　　自愈

　　董惠娟也知道，汶川心理援建的成功，是建立在唐山的遗憾基础上的。

　　震后，唐山人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重建和振兴城市，整整花了二十年。而心理重建，在震后二三十年，依旧是相当陌生的词汇。

　　唐山截瘫疗养院副院长张希成记得，1988年，他刚到疗养院工作，病人情绪不好，一般认为，病人需要做“思想工作”了。两年后，一个不到40岁的病人自杀，大家都以为，这位病人是受不了截瘫引发的并发症。直到后来，一个留学生来做心理测评，他们才知道，病人可能需要系统的心理干预。

　　在唐山重建中，针对地震孤儿、截瘫患者，政府采用了家庭领养、集中疗养等方式，帮助恢复家庭和社会功能，心理重建。

　　张希成觉得效果不错，“现在疗养院的老人心态都很平和。”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程淑英还发现，和其他地区相比，唐山地区学心理学的人相对较多，热情高涨。“可能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她总结。

　　和董惠娟一样，治疗别人，也治疗自己。

　　张本承认，作为地震的亲历者，他也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这也是他曾经持续研究唐山地震对亲历者身心健康影响的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人意识不到。”张本说，心理创伤会一直在记忆里存储。还有很多人在压抑这种痛苦。

　　7月15日这一天，董惠娟又接到很多电话，来自厦门、天津，咨询建立心理救援机构相关事宜。

　　董惠娟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心理救援、心理健康，是很好的趋势。

　　如今，她和丈夫都是同一所大学的老师，儿子已到而立之年。姐姐和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很少再有困厄、无助、出现闪回和梦魇的时刻。只是提到父母离去的场景，偶尔还会刺中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2006年后，她又做过一次研究，近5000份问卷显示，在震后三十年，仍有70%的受访者或多或少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等)。而在震后十年，她对身边的亲历者做访谈时，这个数字几乎是100%。

　　“震后40年，这个数据应该还会下降。”董惠娟说，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慢慢自愈。

　　7月15日傍晚，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广场上，有人乘凉，有人追逐嬉戏，有人跳广场舞。纪念碑前，放着一束白菊，还在提醒着这座城市40年前发生的一切。

　　在广场上乘凉的熊女士，今年68岁，她清晰地记得40年前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她习惯性摩挲着右手无名指关节上的伤口——尽管早已愈合。

　　“这么多年，已经没感觉了。”她说，“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