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交系统谈起:对比加中两国的社会运行成本

使用公共交通，是每个新移民必修的功课。我第一次想到“社会成本”这个词儿，是在多伦多乘坐红色街车。有多伦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无论街车有几节有多长，统共也就只有一个公车局付薪的员工操作，永远都是身兼多职，兼管驾驶和监票重任。

记得以前的北京公交，一辆车往往是三人一组的运营车组，一个司机，两个售票员。长短远近，票价不同，售票员够辛苦，收钱找零之外，还得留神那帮子逃票蹭车的主儿。一辆车付工资给三个员工，“社会成本”高吧？

后来北京公交跟国际接轨，一票制的线路多了，也一样推行无人售票，也不再设找零，在车门口，专设一个付薪的职位，叫做监票员，一辆车付给两个员工，还是较高的“社会成本”。现在北京一辆公交车运营的“社会成本”如何，就不太清楚了。

做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加拿大《环球邮报》华裔记者黄明珍，故地重游，感叹加拿大不如中国的十大细节，其中就有公交车票磁卡化的现代化。

多伦多公车局的转车票，至今都还印在原始简陋的毛糙再生纸上，从城市的现代化“脸面”来讲，真是落后北京上海，不知好几个十年。

多伦多公车局多年前就说要实行车票磁卡化，结果，永远都是雷声大雨滴小，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都快要过完了，乘客们手上捏着的已经付票的证据，依旧是一张轻飘飘的纸。

原因？一个字，钱！从纸张到磁卡，每辆公车，每个地铁入口，都必须更新换代，安装磁卡读卡的机器，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年年狮子大张口的多伦多公车局，年年多伦多市政府的预算，都必须胆战心惊地给多伦多公车局拨款，车票票价是涨了又涨，多伦多市政府哪还有闲钱购买那么多的磁卡机器？

只好拖着，继续用最原始，最简陋，也可能最省钱的再生纸做转车凭据车票。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纸张车票，现代化的脸面上是落后，从成本角度来讲，却又是节省了一大笔的“社会成本”。

很诡异，最原始的，也最省钱，是吧？

无人售票，无专职的监票员，纸质的转车票，连同一张车票走遍全城的转车体系，多伦多公车局的低社会成本，必须有赖于全体乘客的配合。逃票作假不守规矩，都必须是低百分比，整个系统才可能运转得开。

加拿大每年的全民自主申报个人所得税，也是不少新移民眼中极低“社会成本”的一大奇观。加拿大国民，每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险号码（SIN），去银行开户，老板发工资，都在这个号码上记着，理论上来说，加拿大政府掌管着你每一笔收入的信息。每年的个人所得税，报多报少，诚信第一，无罪推断，全靠你自己的自觉。

当然，加拿大远非理想社会，也有作假造假的人，所以，还是会花费一定的社会成本，抽查一定百分比的个人申报。

我感叹的“社会成本”之低，跟坐车逃票的人数百分比必须低一个道理，社会成本的高低，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密切相关，防火防盗防逃票防偷税，如果大量的受薪工作人员，用来监视监督社会成员的行为举止，必然带来昂贵的社会成本。

当今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对“安大略省旗中国制造”的新闻评述中，看到一个华裔加拿大人写的帖子，深受启发。

从中国进口便宜旗帜，差价相比，确实可以节省一点纳税人的钱。但帖子提醒大家说，对加拿大这样一个高社会福利保障的国家来讲，丢失一个本国的工作位置，让一个加拿大工人失业，围绕这个失业工人，整个社会支付给失业者的就业保险，找工作再就业的政府资助的服务机构，工人再培训费用，可能随之而来的社会福利救济，损失要远远高出进口便宜货品所节约的那一点点小钱。

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却原来，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生存，每个人的就业失业，这个社会是要花费巨额“社会成本”的。这些社会成本，说到底，最终都是要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要分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

正是应验了我们老祖宗的那句老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么说来，“社会成本”的概念，比公交车少一个两个付薪的售票员，内涵要广泛得多。可以联想其它几个例子：比如加拿大政府拨出专款，在电视报纸上大做特做广告，奉劝国民戒烟，还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编辑出版戒烟步骤的小册子，戒烟要点的CD，甚至都有一个需要员工维护接听，戒烟专用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这些可都是需要纳税人的巨资。但跟吸烟的国民，因病住院治疗的“社会成本”相比，依旧是一桩赚钱的节约买卖。

有个“社会成本”的负面例子。违反交通法规获发罚单，但政府却又生怕警察滥用权力，犯规的司机如果觉得委屈，有在法庭申诉的机会。理由正当，法官“打掉”罚单。如果上庭当天，开罚单的警察没到场，罚单也自动作废。

司机、法官和警察的时间，这些都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成本，偏是不少违规司机，明明错在自己，依旧浪费大家的“社会成本”，非要上庭，指望那一天警察缺席，逃掉罚单。

最惨痛的“社会成本”是得不到社会的阳光雨露，走投无路的社会成员，明抢暗偷枪杀无辜。所以，家家户户自己出钱安装的防盗门防盗窗，其实，就是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巨额成本。